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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象诉前服务好房山区人民法院的经验

发布时间:2019-10-13 00:49:58 编辑:笔名

冯象:诉前服务好——房山区人民法院的经验

诉前服务好:来到房山区法院调研,座谈“立案诉讼服务改革试点”,这是第一个感受。好在那儿呢?好在诉前,而非上法庭之后;好在服务——人民法院的宗旨,说到底,就是为人民服务。  具体的做法,是建一个“立案审查、诉前调解、快速裁判一体化的复合立案程序”。法官们说,过去立案庭像是收发室,案件大量积压,“送达难、执行难、信访化解难”。现在变了,仿佛医院门诊部,挂号的先诊断一下,叫做“深度程序审查”,把可诉的跟不可诉的分开

,防止恶意或虚假诉讼,平等保护被告的诉权;不适于法院解决的社会问题、敏感案件等,则疏导分流;合乎条件的便积极调解,为当事人节省时间精力和费用。同时

,针对案件性质,在区政法委的领导下,整合各部门资源,推动“大调解”。这样,既能保证诉讼的质量,又可促进调解审判的效率与司法公正;对外维护人民法院的威信,对内则理顺案件流程,提升了法官业务和法院统筹管理的水平。  奇怪的是,这么个双赢的局面,却有学者颇不满意。当然他们也是好心,时时呼吁,表达忧思,怕法院丢了正事陷于杂务。什么是“正事”呢?在那些专家看来,就是坐堂听审,电视剧里洋人法官那个模样,一身黑袍,假发卷卷。他只管高深的法理、细致的剖析,叫两造律师一来一去,轮流考问证人,辩驳事实。除此以外,都算“杂务”,尤其是各种形式的调解。一句话,调解不可取,不是对抗式诉讼,也没有判决书,起不到“通过公开审判来宣传法律知识”的作用。  其实,近年来人民法院回归调解或群众路线的传统,绝非停止法治建设,或者“开历史倒车”,如一些法学家指摘的。毋宁说,“大调解”复活“马青天那一套”,是“形势比人强”;是“诉讼爆炸”人少案多,法院不堪重负,给逼出来的。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体系,还是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产物和思路,回应的是二三十年前的案件审理需要、人力资源与知识条件。那会儿还没有“小产权”,恶性的强拆、自焚、警民冲突事件很少

,谁能想象“人肉搜索”侵犯公民包括少数贪官的隐私权?时代变了,变得太快;任务却越加繁重复杂,从文书送达、诉前调解、委托鉴定,到执行判决。司法程序上做些调整,不违背人民法院的宗旨,重拾社会主义的政法传统,来一点“发动和依靠群众

,坚持矛盾不上交

,就地解决”的“枫桥经验”,或者法官会同“五员一警”(人民陪审员、社区法庭协审员、人民调解员、特邀监督员、公安片警)巡回办案,让“人民调解进立案庭”“人民法庭进社区”,逐步消除“草率结案、诉讼不公、涉诉信访”的现象,有什么不好的呢?立法方面,继去年颁布《人民调解法》,今年又加快了民事诉讼法的修订,赶得可及时了。诉前服务,特别是诉前调解,以政法体制观之,实际是一次富于创新的改革,利用的正是一元化领导同分工协作的优势,同时也没有违反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立法精神。  难道司法改革可以不理会民主与法治的一般原理吗,批评家也许会问

,那可是“普世价值”呀!说到普世价值,如今也有两种教条主义的误解,不肯承认同样的价值选择,例如“能动司法”,可有不同的实现途径。美国的联邦法院自有一套搞法,中国的人民法院为何不能另辟新路?落实在司法程序,调解便是一例。还有什么比诉前调解更为能动而积极的化解纠纷方式呢?诚然这是“中国特色”,但也应当让人尝试,总结经验教训;有了成效,则加以推广,形成并光大自家的传统。此是其一。  其二,既然试一试“中国特色”不算犯规,更非罪恶,便可以进一步探索,构建中国特色的普世主义价值话语。这东西老祖宗一直就有,求的是天下大同的理想。二十世纪中国革命,先贤向西方学习,奉行“拿来主义”,拿来的马克思主义,也是一门普世主义理想和价值观。这些前资本主义、反资本主义的价值理想,能否跟今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,孕育新的普世主义呢?我以为,这个可能性是应该保留,允许试错,容忍失败,并寄予希望的。  我这么说,并无取消正当程序的意思,而是指出老百姓即人民司法的服务对象的一般感受。道理很简单,必须先给群众运送社会正义,他们才会对司法程序抱有信心,才会尊重诉讼结果或法院的判决。实质正义乃正当程序之母;只有法学家才会颠倒了讲,主张程序本身便是正义。  就实质正义而言,司法改革最大的障碍,在职业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失落。因为,一切改革措施,无论立案审查、诉前调解,还是法院内部岗位、职责和工作流程的重新设置,或者如房山区法院那样,各诉前调解组长兼任对口民商事审判庭副职,打破诉调对立的教条和僵硬的部门界限——这些初见成效的改革,若是想上升为制度的保障,抵御形形色色的腐败而获得人民的信赖,归根结蒂,还是取决于人的素质和工作伦理,亦即职业与政治伦理。  于是,强调人民司法或司法改革的人民性,便包含了伦理重建的大目标。法条至上,唯程序主义,眼里不见当事人的切身利益,不关心社会福祉,不明辨案情是非,不善于做化解矛盾的思想工作:那样的法官是极易丢失职业伦理而堕入腐败的。调解比之于诉讼,有一点根本的不同。诉讼较为技术化,一般不靠说服教育,而是用辩论攻守各样策略,对抗性强(包括律师代表当事人同国家法律周旋)。调解则主要靠说服教育,耐心劝解,用的是另一套“非讼”技术。法官就需要将心比心,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,尽到伦理。  换言之,一元化领导的人民司法,跟西方式司法和法官独立审判,所倚靠的职业与政治伦理是迥异的。其培育机理和制度约束,也大不一样。抛开人民司法的中国特色,去追逐另一政法制度下的价值立场,未免是“竹篮打水一场空”,既遏制不住腐败,也增进不了司法的效率和公正。  这么看,房山区法院的诉前服务改革,更有深一层的伦理建设上的意义。当然,仅只法院一家为人民服务是远远不够的。必须整个国家机器,党政机关各部门都落实这一宗旨,并在全民的伦理重建中起先锋队的带头作用

。唯有如此,人民法院才能做到“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”。到那时,司法改革包括人民法院的反腐倡廉,也就成功有期了。(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 冯 象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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